一个国家如果遇到一个好领袖，这个国家体制的优越性便会充分发挥出来；如果遇到一个自以为是又没有远见的领袖，这个国家体制的弊端便会暴露无遗。

欧美国家一直瞧不上非洲领导人的能力，并把这看作是引入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机制后，还迟迟发展不起来的主因。于是乎，西方便给非洲送来一本本培养领导力的书。

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全球疫情却给人们彻底上了一课，想象中最好的抗疫模式不是发生在欧洲，而最坏的抗疫模式也没有出现在非洲，相反，非洲目前对疫情的控制要比欧美诸国不知强到哪去。截止到4月22日，非洲大陆因新冠死亡人数为1297人，南非死亡人数仅为75人，而美国一国就已上了5万。

在这种触目惊心的差异里面，如果我们再考虑进去非洲综合国力、医疗体系、民众身体素质、社会居住条件等与西方相比的巨大劣势，就更不能不惊异于非洲取得的成就和询问造成这种成绩的原因。

当然我们承认，对非洲的疫情不能过早乐观，因为真正的考验可能还没有到来。然而，无论如何，现在非洲各国采取的对策已经极大缓解了病情在人群里的蔓延速度，在经过了或全国或重点地区戒严的措施后，非洲各国现在纷纷进入了规划戒严之后重振经济和疗治社会创伤的阶段，这又走到了西方的前面。

为什么非洲能比欧美做得更好？其中的一个答案是，非洲各国的政府显示出了更强的领导能力。和英美相比，非洲领导人们的领导力展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非洲许多国家都对疫情采取了几乎是步调一致的迅速而高效的应对措施。

从卢旺达开始，戒严便成为了非洲首选的方法，而且力度之强，甚至超过中国。这是因为非洲人实在不好管理，加上经济停顿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于是使用军队协助警察维持秩序，便成为了不得已的方法。

但军队上街，难免不闹出点乱子。这不，尼日利亚戒严之初，西方媒体便嘲弄地报道，尼日利亚军队枪杀18名违法者，这个人数超出了由新冠造成的死亡人数。

然而，当面对疾风暴雨的疫情，非洲各国政府明白，救命比什么都重要，他们宁可冒着践踏“自由”和“人权”的责骂，宁可让自己的政府重新看起来像一个军政府，宁可让经济停摆，也要铁腕戒严。非洲各国政府展现出的不惜代价的决断力，正是西方领导学中没有交给他们的东西，这也使得他们避免西方畏首畏尾、进退失据的覆辙。

第二，非洲国家这次非常尊重科学，对疫情的防控措施尽量做到以科学为依据，尊重事实，不让政治和意识形态左右科学。

在南非，卫生部部长穆凯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经常出现在电视里向民众阐释隔离的必要性，通报疫情控制的局势，因为他是医生出身，所以能够比较深入理解传染病的危害性，加之他的顾问团队包含了数名世界级的治疗艾滋病的专家，所以他可以向总统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拉姆福萨总统也非常信任他。可以说，南非目前能对疫情有效控制，穆凯兹居功甚伟。

4月3日，在南非开普敦，南非卫生部长穆凯兹（右）在视频会议上听取中国专家介绍情况。新华社发（南非卫生部官网图片）

不只是南非，东非埃塞俄比亚是世卫总干事谭德塞的祖国，这个国家最好的大学——亚的斯亚巴斯得到政府30万美金科研费用，用于传染病和由之造成的创伤心理的研究，这个研究梯队为卫生部提供防控和医治新冠的咨询。

西非国家加纳也是如此。加纳还走在南非的前头实行了戒严令，4月19日是三周戒严的最后一天，从20号起，加纳便进入了边复工边抗疫的新阶段。科学在加纳政府的决策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点可以从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于4月19日的总统讲话中得知。在这个电视讲话中，阿库福·阿多骄傲地宣称，加纳科学家独立地完成了新冠病毒在加纳变异序列的确定工作，他说，这是加纳对世界寻找这种病毒治疗手段的重要贡献：

“由加纳大学独立完成的确定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的实验方法，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这是加纳对世界攻克新冠病毒所做出的努力的贡献。这项成果将帮助医生更好地跟踪病毒的变异，以及确定不明接触者患者病毒的来源。”

总统的这句话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引用于加纳科学家亚伯拉罕·阿南的话。这句话透露出科学家们高度参与了政府的决策。实事求是地说，有能力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全球研发治疗新冠药物的“里程碑式合作”的，大概在非洲只有南非一个国家，非洲其他国家基本没这个实力。但正因为知道自己的短处，非洲各国才认真听取世卫的指示和充分征求本国科学家的意见，所有的政策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制定的。经过那么多次传染病的伤害，非洲国家领导知道采取科学化抗疫的重要性。

第三，在对这次的危机处理中，非洲国家执政党显示出了在不同的党派和利益集团中，达成共识的统一思想的能力。

和西方媒体依然热衷于制造各种对立的言论相比，众声喧哗在非洲媒体中是不常见的，这不是说在媒体中听不到批评政府的声音，而是说，这种批判是以建设性的方式表达的。

以南非为例，南非的媒体被认为是非洲最自由的媒体，然而这次，在舆论导向方面却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比如在西方开始炒作非洲人在广州遭到歧视的报道后，南非的电视媒体表现出了极大的节制，只有一个电视台播了一期专访在广州的南非白人的节目，随后，这个话题便不再讨论。相反，武汉解封和武汉居民激动庆祝的画面则屡屡播放。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引用毛泽东的话说，非国大这个党既讲党内民主，也讲党内集中，如果只有民主没有集中，这个党会一事无成。他的这个看法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非国大党的文化基因，甚至也是非洲政党文化的一个基因。在平常的时候很自由，但在危机关头，想得明白，从骨子里知道团结和思想统一的重要性。

很难想象，在铁腕抗疫的时候，如果国内舆论乱了，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在总统讲话中明确告诫民众，任何人若散布不利于疫情防控的假新闻都要受到处罚。非洲领导们知道，抗疫需要中国的帮助，也需要西方的帮助，因此，西方报道的黑人在英美病死率高于其他人种的新闻，在非洲也没有被媒体用来炒作。

第四，非洲各国政府体现了社会动员的能力。

在处理危机的时候，需要政府展现的与其说是治理的本事，不如说是动员的本事。动员意味着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投入到抗疫战役中，意味着这场战役的胜负取决于人民参与的程度。在抗疫过程中，非洲民众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进来。

举例来说，非洲非常缺乏消毒液、口罩等防护设备，政府积极呼吁民众贡献这些设备。其中作出响应的有许多是大学生。非洲有一个由16所大学组成的“研究型大学联盟”，这些非洲著名高校都承担了不同的新冠研究项目。除此之外，不同专业的学生各施所长，制造出塑料防护面具、消毒液、防护服等产品。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发明了符合世卫标准的低成本消毒液；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则发明了从面包屑提取原料制造消毒液的方法。

在抗疫期间，非洲出现了一些非常实用的小发明，如用手机追踪患者接触过的人群，用电子小蜜蜂去传递新冠检测样品等。过去，非洲大学被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学校的研发方向与社区需要关系太远，因此，许多人呼吁教育回归到人民教育的理念。在这次疫情中，大学的功能和社区发展需要联系的理念得到了实现，这是动员型人民战役在科研和教育中的体现。

4月3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人们在移动检测车外排队，依次接受病毒检测。新华社发（希拉兹摄）

第五，非洲政府特别是南非政府引入了科学管理体系。

4月23日，当拉姆福萨总统在电视讲话中阐明后戒严时期的安排时，设立了五级预警系统，每个级别对应了一套社会生活和生产允许开放的程度。这一下子使得国家在戒严之后对疫情管控的策略变得非常清晰。

最后，描述完非洲政府在疫情中的领导力后，我们需要回到领导人的问题，因为任何时候领袖永远是政府的灵魂。

那么，非洲这代领袖做的如何？他们的能力、经验和信仰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这次抗疫的成败。这里，将非洲领袖们和欧美领袖们做一个对比是没有必要的，关键的是看非洲今日领导人和其前辈的关系。

我们想提出的看法是，非洲真正能够永载史册的领袖一定不是非洲各国的君主，而是带有强烈泛非主义精神的、对非洲整体的团结和共同发展都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性人物。今天我们能够记住的非洲国父那代人，全都是坚定的泛非主义者，从加纳国父恩克鲁玛、坦桑尼亚国父尼雷尔、津巴布韦的国父穆加贝，再到南非的曼德拉和姆贝基，这些人既是各自国家的元首，同时，他们的思想远远超越了民族主义，在他们看来，非洲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发展和强大起来，非洲最终的发展是整体的崛起。

泛非主义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在九十年代便在非洲领导人那里逐渐式微，原因是，全球化加重了非洲整体作为发达国家原材料提供者的地位。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体系，非洲国家之间彼此的协作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无关重要，重要的是在全球化产业链中保持好低端的位置。在这种新型的资本关系中，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已经无足轻重。非洲大陆失去了泛非主义精神。

在这次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非洲领导人成熟的一面。一方面，他们不再盲目地追随着西方的模式去抗疫，而是尊重中国的经验和世卫的指导原则，同时在学习科学的和理性的国家治理模式。另一方面，他们调动出来自非洲独立之日的动员型文化和政治力量、以及建立在集体主义上的乌班图非洲伦理学，以在极其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实现这次人民战争的胜利。南非领导人拉姆福萨目前也是非盟轮值主席，他在抗疫中表现出来的智慧、沉着和自信都令人刮目相看。他是这一代非洲领袖的代表。

然而，拉姆福萨如果要成为名载史册的领导人，他尚需表达出其泛非精神的一面，他必须是这个精神的衣钵继承者。事实上，他在这点做的很不够。我们在南非的电台上很难知道非洲其他国家的抗疫情况。拉姆福萨必须改变这一点，他要引导公众将非洲抗疫视为一个共同的行为。

这个时代不是独善其身的时代：试问，南非有大量来自周边非洲国家打工的工人，当南非政府停顿了经济，又仅仅给南非公民以救济粮，这群没有工作也回不了国的国际劳工们怎么办？非洲各个国家如果抗疫步调不一致，经济启动如何进行？非洲各个国家如果不联合起来如何向国际社会要求债务减免，又如何统一地、合理地分配世行和国际国币基金组织的各种援助？从更长远的说，非洲如果不协调出共同的经济发展愿景，非洲将不再作为非洲而存在，它只是破碎化的全球经济链的低端供应商。

非洲迫切需要能够想象非洲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