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非洲可资借鉴的经验

江苏师范大学亚非研究所所长 孙红旗教授

    中国与非洲，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大陆。中国与非洲国家相隔万里，国情不同，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有许多值得互学互鉴的地方。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的发展经验，对非洲来说也是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主要表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习近平主席提到，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摸索出来的，不一定适合于其他国家，中国无意推广这种模式。但我认为，尽管无意推广，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某些方面还是值得学习借鉴的。对发展中国家集中的非洲大陆来说，尤其值得汲取其中的主要方面，特别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治理和发展经验。

    2018年5月27日，参会嘉宾在深圳科技创新成果展现场拍照留念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最成功的经验，或者说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我认为就是“和谐”两个字，就是理顺了关系。生产关系，归根到底就是人和人的关系。“和谐”现在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关键词之一。“协调”也是十九大以后我国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汉字是象形文字，也是会意文字，“和”由“禾”和 “口”组成，意思就是人人有粮食吃； “谐”，由“言”和“皆”组成，字面上的含义就是人人都可以说话。这两方面的关系理顺了，发展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首先我从经济发展的经验方面来看中国的发展模式。我认为中国发展最核心的经验就是对土地资源的支配、开发和利用。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的土地改革，在今天已经进展到了城镇化进程。二是开发区建设。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几千年来，中国人都是一个农业民族的形象，其实中国人也天生是一个商业民族。任何经济活动的基础都是对土地的利用，都体现在土地关系上。中国政治革命的成功源自于土地革命的成功，土地革命的成功，又体现在土地关系的演变上。现在中国已经是第三次土地革命了。中国的土地分为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现在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是如何更有效地进行开发，使得与土地相关的各方利益最大化。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正面的、成功的现象，政府——土地——社会资本之间实现了良性互动和循环。目前的城市化进程就是农民传统角色转换的过程。现阶段，中国的农村正在经历第三次土地改革，实行土地确权，加快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集约化经营，政府、资本、农民三者关系相得益彰，有序、共赢。

    在中国的一些东部地区，农民有多重身份，土地确权以后，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是土地的主人，所以，他是地主；他的土地可以流转，租让给公司经营，所以他又是股东，可以分红；他自己也可以选择在自己的土地上务工，所以他又是农业工人；根据中央十九大之后出台的政策，他的宅基地也有可能进入市场，他本人还有选择不做农民的权利，或者从农民改做房东；当然他还可以像候鸟一样到城里打工，成为制造业或服务业工人。在这过程中，中国的乡村面貌悄然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中国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的另一个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各类特色园区建设，包括经济开发区或者叫工业园区、高新科技园区、服务业集聚区、保税区等等。深圳是中国的一个特区，也是最早和最大的一个园区。

    我认为这里面一个关键，或者说中国发展经验的精髓就是：尽管中国政府也在逐步地强调要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政府依然在扮演着“公司董事长”的角色，经济发展既需要市场，也需要市长。中国的经验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在起步阶段更需要“看得见的手”，政府必须起到主导、引导作用，做好规划，提供服务，在政府——资本——民众三者利益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中国目前所达到的经济成就，如果说有什么秘密，谜底就在于此。  

    尽管中国无意推广中国经验，但中国的经验无疑对非洲有着很大的吸引力，非洲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学者都曾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表示赞赏。如今，非洲也已经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如何利用土地资源，是个关键。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成为不可阻挡之势。越来越多的村民走向村庄，步入城市，成为工厂、矿山的劳动力或餐馆、商铺的服务员。二十几年前，赤道附近丛林深处的俾格米人还身背弓箭，以狩猎为生，甚至拒绝搬到政府给他们搭建好的宽敞的房子里居住。而现在，他们中有些人已经腰间挎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听着流行乐，穿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之间寻找适合他们做的工作。这种城市化进程不仅对粮食供给提出了要求，而且使越来越多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传统农业已经无法满足人们这两方面的需求，农业成为真正的第一产业，同时它还有更重要的功能，即创造就业，并成为第二、第三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

    在部分土地资源充足的国家，这似乎不是问题。传统的土地分配，包括其定期再分配的方式，以及村社共有或公有的土地，保证了近乎原始的公平和公正。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农场化经营已经初见成效。中国人的到来给他们树立了现代化的榜样。江苏，一个经济发达的省份，有一个江苏农垦集团公司，致力于国内和国际农业发展。这个公司在非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90年该公司涉足非洲农业资源开发，当年年底在赞比亚兴办了第一个农场——中赞友谊农场；1998年6月、1999年9月，独资购买并经营喜洋洋农场和中华农场，在赞比亚拥有了2000公顷土地的永久性产权。以赞比亚为中心，在周边坦桑尼亚、津巴布韦、南非和博茨瓦纳，江苏农垦建立起海外企业群，由于其出色的表现，塞纳利昂、赤道几内亚等国都“点名”请江苏农垦去“种地”。江苏农垦其实不仅仅是种地搞农业，确切地讲是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搞农业开发，“以农为本，贸工农并举”，从农业起步，把一些国家的二三产业也带动起来，既解决了非洲一些国家的粮食问题，也给当地人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而后者更是当地政府所需要的。

    但在人口比较多、城市化进程比较快、程度比较高的国家，特别是南部非洲，如南非，因为长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土地改革步履维艰，主要是土地既得利益者的让步限度和政府财政资源的不足甚至缺乏。南非的民主化进程已经20多年了，但至今仍然没有找到解决土地分配问题的合理有效的途径，土地改革进展缓慢，大有不了了之的趋势。南部非洲的土地问题成了无解的难题。而这种无解，也许就是最后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政府废弃耗资巨大、难以为继的土地改革，而把用来赎买土地的资金和社会资本用于开发过去的“黑点”，利用人力资本的优势，建立工业、商业或服务业园区。正如中国江苏的企业在埃塞俄比亚等国所做的那样。

    中国发展模式另一个成功的主要经验体现在政治方面。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这句话并不过时。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在非洲推行的多党制，带来了许多问题。政党制度的核心不是政党之争，恰恰相反，是政党和谐。民主的内涵不是无处不在的权利而是广泛的协商。在这方面，非洲本来有着很好的历史和社会基础，这就是非洲特有的乌班图传统或者叫做乌班图精神：“A PERSON IS A PERSON THROUGH OTHER PEOPLE.” 多党制不可怕，关键是看如何处理好多党关系。有不少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也非常羡慕中国的政党关系。有一次，我国一位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在访问非洲时与一些非洲领导人交流，他们感慨地说，“在非洲，如果我们的执政党像你们的共产党，反对党像你们民主党派就好了。”我们的人大副委员长这样回应，“民主党派在我们中国不叫在野党，我们是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为国家为民主的发展共同努力奋斗。”

    （本文为孙红旗教授在2018年4月14日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举行的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与非洲发展论坛”上的发言，略有修改，经过孙红旗教授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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