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4日，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与非洲发展论坛”在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召开。来自中国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河海大学、云南大学、中非贸易研究中心等机构非洲问题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社会实践者，以及电子科技大学的教师和留学生代表等共计70余人与会。论坛由电子科技大学西非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编辑部联合主办，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承办。论坛以“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与非洲发展”为主题，设置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与中非治国理政经验分享、“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发展、西非国别研究3个分议题。

论坛开幕式由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电子科技大学西非研究中心主任赵蜀蓉教授主持。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申小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亚非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宏明研究员，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负责人、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长罗林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学校办公室主任、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汤志伟教授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申小蓉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快速发展，成果显著；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更是开启了中非经贸合作和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新时代。张宏明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与各大洲的交往中，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互动最为顺畅且成效卓著；目前，中非关系呈现出全面、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罗林强调，中非发展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中非双方应发挥各自优势，通过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推动双边关系再上新台阶。汤志伟教授表示，学院将联合电子科技大学西非研究中心持续的着眼于西非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与需求，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旨在为中国和西非国家提供高水平智库服务及中非合作贡献力量。

在中非合作论坛（FOCAC）框架下，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成为一项重要的合作内容。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成就显著，发展经验令人振奋，对于大多数非洲国家而言，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值得有选择地借鉴。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发展历程及成就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开展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分享有助于加深中非双方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差异等诸多领域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以期实现发展共赢。

本议题研讨由《西亚非洲》编辑部主任、安春英编审主持。安春英表示，该议题与中非双方近几年政治、经济与外交发展的态势密切相关。目前，中国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那么中国能为非洲发展贡献什么，如何理性认识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发展经验及中国的发展经验是否对非洲发展有实用性和有效性，值得思考和研究。

教育部*****、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指出，关于发展问题研究，应该基于中非的双边视角，从发展知识、发展实践、发展理论、发展思想4个方面进行认识、阐释和传播。从中国的经验来看，发展需从国家发展知识、社会发展知识、文化发展知识及如何实现发展国际合作4个方面来进行。在研究路径上，学界要立足于中非发展合作实践，从系统性、综合化、跨文化、协同化及本土化研究5个方面逐渐推进中国发展知识的原创性学科建设，实现知识创新；要实施“非洲化的发展战略”，即中国学者的研究要根植于非洲发展实际，要参与中非发展合作的实践，来回答和解决中非发展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张春研究员以中国经验为参照，认为非洲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去殖民化”在方法论和理论内涵方面具有潜在的理论贡献，但因理论歧视和理论排斥，国际关系理论中非洲理论缺失。鉴此，非洲应该通过重建非洲文化自信、培育非洲理论建构能力及自主的进行经验教训总结，来塑造非洲的理论自信。此外，随着国际体系转型进入关键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的去殖民化”也正进入关键时期；及时建构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对非西方的可持续、整体性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非洲国际关系理论一旦成功建构，整个国际关系将完全不同于今天的面貌。

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张振克教授指出，就中国而言，农村发展的含义即指粮食安全有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农村社会稳定，生活环境、交通、居住环境等得到改善，教育、生态环境和健康医疗方面不断获得提升等等。中国在农村发展问题上具有政府重视、制度变革、政策调整三方面经验；农耕文明的文化积累以及农村基层组织管理等方面，为非洲乡村发展提供一些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李智彪研究员认为，中国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创建经济特区，减贫脱贫做法等发展经验具有世界意义。非洲国家希望学习中国经验，强化中非经贸关系等，但中非双方基本国情、经济发展条件、政治体制等不同，且中国模式本身存在着经济增长粗放、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出口导向型工业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等问题，因而非洲国家不能生搬硬套中国模式，但可借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打破固化思维、解放思想等的发展思路，以创建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模式。非洲的博茨瓦纳（安定与发展的绿洲），毛里求斯（新型工业化国）等国家发展较好，由此，非洲更应该向“自身”学习。

江苏师范大学亚非研究所所长孙红旗教授提出，中国发展最核心的经验就是对土地资源的支配、开发和利用。在经济方面，中国发展经验的精髓就在于政府起主导作用，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据此，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有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在起步阶段更需要“看得见的手”，政府必须起到主导或引导作用，做好规划，提供服务，在政府、资本和民众三者利益之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中国在政治发展方面的经验，则体现为中国的民主政治是广泛的民主协商制度。

湖南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陈晓红教授指出，从1993至2017年，莱索托的政党政治表现出主要的政党分裂频繁、政党力量格局碎片化及选举暴力突出三大特点。对比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非洲国家推行的多党制常常导致政党体系缺乏稳定性；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稳定尤为重要；必须处理好政党与军队的关系；政治发展的内生动力是民族心理、民众需求；外生动力是国际关系；成熟而稳定的政党制度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主要政党的制度化水平是影响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

近年，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一带一路”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2063年议程》、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相对接，让中非合作插上“一带一路”的强劲翅膀，飞得更高、更远。在此背景下，深入研讨“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议题研讨由《西亚非洲》编辑部部副主任詹世明副研究员主持。詹世明在此时段议题引导语中指出，当下，非洲国家在对待“一带一路”倡议上，一方面对该倡议了解不全面，甚至存在一些误区，但另一方面，又对中非开展深度合作充满期待。据此，中国的研究学者有必要向非洲比较全面地介绍关于“一带一路”的内容，反过来也有责任向国内政界甚至普通民众传达非洲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相关期待。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李安山教授指出，目前非洲很多国家在发展中呈现出多元化趋势，非洲非油气国家经济发展迅速。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人口红利）、城市化进程、巨大消费市场和出口市场及最近签订的自贸区协议均表明非洲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中非合作具有历史悠久、文化价值观相似、历史遭遇相似、中非关系平等互利、非洲人对中国的感情友好真诚、非洲领导人对中非合作热切期盼、非洲民众对基础设施建设反应热烈、非洲工业化与产能合作相互匹配、非洲华侨华人的优势资源及中非合作已具备良好机制的十大优势，同时也存在着战争风险、政治风险、恐怖主义风险、社会风险(包括公共卫生危机)、金融风险(包括汇率风险)、法律风险、安全风险、公共风险(包括排华危机)、信誉和劳资纠纷十大风险。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认为，非洲国家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民生问题也未获很好解决，新一轮经济转型正在非洲兴起。其经济转型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目标为实现包容性增长，真正解决就业、脱贫等民生问题。非洲国家越来越强调自主创新，自主发展成为指导思想。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为非洲经济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中国的崛起是非洲经济转型的机遇，非洲经济转型也是中非合作的机遇，双方要抓住机遇，将其转化为中非合作的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刘青建教授指出，中非合作发展是具有创造性和历史意义的南南合作，它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不仅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实施发挥了先导作用，而且也为中非发展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对接提供了先期经验。其先导作用体现在中国政府的主导作用；构建合作平台，制定合作计划，提供公共产品；与合作对象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的对接及合作实践的示范作用4个方面。

河海大学“一带一路”非洲研究所所长田泽教授指出，中国高铁建设周期短、成本低廉、安全可靠、技术先进、能适应极端环境，在走进非洲国家过程中，发挥了“拉动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了非洲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开发、产业发展、城镇建设和工业振兴，形成了中国品牌的良好示范作用，且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但中国高铁在走进非洲过程中也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标准难以获得国际认同、东道国产业基础薄弱资金压力大、严重的外部舆论压力、强大的投资风险及国际化管理人才和营销人才匮乏六大困境。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钱镇副研究员认为，在中非合作中，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成立有多重作用，一是能够把中国援外相关部门整合起来，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统一协作；二是让“一带一路”倡议有了具体的执行机构，能够提高运作效率；三是在对外援助及国际发展合作模式上可能是一个新的思路和新的突破。与此同时，国际发展合作署能将各种资源整合到什么程度、央企和民企在非利益协调等问题则是国际发展合作署面临的挑战。

中非贸易研究中心CEO李振岩先生指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逐步深入到非洲大陆，更多的非洲国家愿意参与其中，这就意味着更多的“中国制造”产品将进入到非洲市场。在此过程中，存在着“中国制造遍全球、中国品牌影响小”的尴尬处境，因此，该企业正在发起“非洲国家品牌计划”。中国制造在非洲的品牌塑造，既依托于中国制造本身的品质价值，也需要能“广而告之”的助推力量！

近年来，西非国家与中国经贸合作飞速发展，教育交流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加纳等西非国家留学生来华留学，西非国家普遍希望中国企业能够积极支持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期待与中国进一步经贸合作、教育合作、人文交流等等。因此，加强对西非地区国家的国别研究、全面认知研究对象国和地区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是中非实现携手发展与共赢的重要路径。

本议题研讨由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平教授主持。李平表示，西非国家的人口约占到全非洲人口的三分之一，是中非各次区域合作中的重要地区，对其国别研究尤为重要，特别是人口总量过亿的尼日利亚，是该地区相对比较富裕的石油输出国，但发展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研究西非不能绕过尼日利亚。

外交学院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旦教授指出，西非国家受法国的影响巨大，尤其是法语语言；西非整体上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水平低；制造业落后，是中非合作中的一块“洼地”，且工业化严重缺失。此外，西非地区国家对中非合作充满期待与顾虑重重并存，前者表现为西非国家非常愿意积极对接中国的发展战略，希望中国加大在西非的投资力度，尤其是在铁路方面，希望中国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等。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西非国家对华合作中存在不少的顾虑和疑惑，主要表现在：西非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不足或者是认识不到位，对本国如何融入“一带一路”持有疑虑。基于此，中国与西非国家的合作应当增量提质，进一步突出人文交流的地位，提升中国在西非的软实力，并有意识地加强法语非洲国家在中非合作整体框架中的独特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李文刚副研究员认为，2017至2018年，尼日利亚政局总体稳定，但局部安全隐患问题叠加。这表现在：布哈里总统海外就医引发国内民众不安；东部民族分裂势力“比夫拉原住民”分离运动高涨；中部农牧民暴力冲突蔓延；“博科圣地”暴恐活动反弹。在经济方面，宏观经济有所改善，经济多元化取得进展，外贸格局延续以往态势。2019年尼日利亚大选临近，该国局部政治动荡将加重。伴随国际油价的上涨和农业等行业的较快发展，尼日利亚经济将继续保持缓慢增长，经济改革任重道远。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陈璐教授通过对加纳的国别研究发现，“家长式”领导在加纳情景下是有效的领导方式，领导的仁慈、德行能促进员工的促进性建言行为，进而激发创造力；威权则会抑制员工的促进性建言行为，进而降低创造力。权力距离取向会调节“家长式”领导对建言行为的影响，对于高权力距离的员工而言，仁慈领导对促进性和抑制性建言的正向影响均更显著，而威权领导对促进性建言的负面影响则会被削弱。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何铮教授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对非洲留学生的职业期望和工作满意度有着积极的影响。同时，她结合自身指导留学生的实践经验和调查研究，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对非洲留学生影响很大，就目前而言其影响力不逊于美国或者英国的高等教育。

本时段由电子科技大学西非研究中心主任赵蜀蓉教授主持。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平在论坛总结时表示，论坛采取专家主旨演讲、分组专题发言、互动讨论与交流等多种方式，议题集中，视角多元，与会学者从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两个层面就中国4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成就和经验，以及非洲的发展问题等进行了深度研讨交流，为中非之间开展进一步合作提出了不少有创见性的建议，达到了预期效果。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科技教育快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攀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与非洲国家交往中，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落实“三网一化”、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中非关系日益密切。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又将在中国召开。因此，本次论坛有助于发挥中国国内智库对中非合作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