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吴鹏司长在2021年9月26日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说：“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谁能够料到几十年之后的非洲就不能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更重要的伙伴吗？难道它的重要性对中国而言就不能超过欧洲吗？不一定的。”他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目前关于中非关系的五个基本事实世所公认。

第一，中非关系发展很快。

第二，中国的稳定和快速发展为非洲提供了一种新选择。自从独立以来，非洲大多数国家一直秉承前宗主国或受西方国家操控的一些国际组织的指令，从社会制度到政治思想，再到发展战略，从现代化理论到结构调整。然而，成功者鲜有。中国的发展模式存在诸多问题，但相对比较成功，也引起了不少非洲国家的注意。这无疑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思路。

第三，中国在非洲的基础建设项目对大家有利。中国在非洲不论是架桥还是铺路，抑或水利电力，不仅为当地非洲人民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也为参观者和投资者提供了各种便利。

第四，非洲人对中国的态度基本正面。这一点可以从历年的民意调查结果看出来，不论是非洲的民调组织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的调查，还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年度报告。

最后一点，中国人与非洲人互相了解很不够。正如一位马里人所言：你们在早期帮我们建造了电视台。然而，目前马里电视台播放的却是西方人的节目。

国人对非洲有诸多误解，我这里只想与各位分享一下自己1992年访问非洲时亲自经历的一件事。当时，我在加纳考察，住在师弟布鲁库姆（Nana Brukum）家。他的妻弟吉米（Jimmy）邀我去看看他工作的教会。当天，我与他们一起用餐，教士们为了欢迎我，专门买了一瓶红葡萄酒。餐前，一位年龄最大的教士拿起酒瓶，自己喝了一口。我很诧异，暗想在中国决不会出现先主后宾的场面。当我暗自将本民族的“礼貌”与加纳教士的“无礼”对比时，老人礼貌地说：“尊敬的客人，根据我们的规矩，开瓶之后，先由主人尝一口，以保证酒里没有毒。你看到了，酒是好的，没有毒”，随后给我斟酒。我被深深地触动了。这就是文化差异。这一习俗的由来我没有考证，但可能与奴隶贸易的绑架或殖民统治者的欺骗有关。【1】

非洲人对中国的误解也很多，“中国人什么都吃”，“中国人一生只有赚钱这件事”等。桂涛的《是非洲》记载了一件事。他的肯尼亚朋友问他：“你知道为什么中国足球老是输吗?”桂涛说不知道。这位肯尼亚朋友解释：因为中国球员长得一模一样，在球场上随意换人，搞得国际裁判很恼火，只能判你们输球。这就是非洲人看中国人，个个一样。我们看非洲人何尝不是一样呢？

今天这个题目比较广泛。历史方面只粗略勾勒一下，现状有不少专家要谈，我只点一下。着重谈一下本人对中非经济关系的思考，即警惕一个陷阱——“中国模式”，防止一种倾向——盲目自大，发挥自身优势——华人网络。

唐宋元明的商业往来已有明确的记载或物证。唐代中国对从广州经波斯湾到东非的航程及地名已有记载。中国与非洲的交往的最好证据是1945年在桑给巴尔的卡珍瓦发现的176枚中国钱币。除了4枚为唐代钱币外，北宋的为108枚，南宋的为56枚，不能断定的有8枚。宋代《诸蕃志》记载了国际贸易情景：“层拔国在胡茶辣国南海岛中，西接大山。其人民皆大食种落，遵大食教度……产象牙、生金、龙涎、黄檀香。每岁胡茶辣国人及大食边海等处发船贩易，以白布、瓷器、赤铜、红吉贝为货”。层拔国为桑给巴尔，大山为乞力马扎罗山，大食为阿拉伯，货物有瓷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斯（Al-Idrisi，1100-1166）曾描述：“一旦中国国内发生叛乱或是在印度发生不法情事和暴乱，中国人就会将主要商务活动迁移到桑给巴尔及附近岛屿。中国人对与岛上居民开展贸易关系感到非常愉快，因为岛上的居民处事公道，经营方式令人喜爱，跟他们做生意也很轻松。由于这一点，桑给巴尔岛因此繁荣了起来，旅行到这里的人也相当多。”【5】元朝，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广州遇见在中国经商的摩洛哥同胞。【6】明代郑和远航已是公认的事实，当时华商与东非的摩加迪沙、布腊瓦等地的贸易也多有记载。【7】

这种全球性劳动力迁移为欧洲和北美带来大量财富，构成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9】尼日利亚历史学家伊尼科里（Joseph Inikori）是跨大西洋贸易和奴隶贸易研究的权威。根据他的研究，跨大西洋贸易中美洲产品的价值总额如下：1501-1550年：每年约128.6万英镑；1651-1670年：每年约797万英镑；1761-1780年：每年约2190.3万英镑；1848-1850年：每年约8920.4万英镑。他的结论是非洲人对跨大西洋贸易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巨大贡献。【10】中国契约劳工对近代资本主义崛起起到了什么作用？契约华工对世界经济作出什么贡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且值得研究的题目，难度也很大，除了吴凤斌先生的《契约华人史》之外，至今仍无具有分量的研究成果。【11】

20世纪初期，华侨华人已在非洲多个国家或殖民地落地生根，较突出的国家有南非、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留尼汪等。开普敦地方政府1904年37号法令明确规定：“任何酒类、采矿、商人、进口商、小贩或其他行业之执照，不许发给任何未持有登记豁免证书之中国佬；……”。由于竞争激烈，毛里求斯的华侨华人中有不少是流动商贩，也有的在最偏僻的地方开铺子的商人。他们零售一些来自中国的商品，逐步占据了较好的地段，“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有的人甚至抱怨他们已经“操纵了英国人、克里奥人和法国商人的命运”。不容否认的是，华人为当地贫困阶级带来了方便。“这些中国侨民曾设法向社会中较穷阶层的人们出售令其喜欢的廉价、简单的货物。这样，我可以拿在为印度小贩辩护时使用过的完全一样的论点用来为华人辩护。他们是帮助分配人们所需食物的一个阶级。由于这些原因，我不能投票造成任何类似支持这一限制政策或给华人带来不便的政策的动议。”【12】这一时期的中非经济关系主要表现在非洲华商方面。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中非贸易在华侨人口据多的地区商情较好。然而，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半殖民地中国与殖民地非洲之间的经济合作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中非经济技术合作在60-70年代长足发展。中国对非洲国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经济合作，主要集中在农业、水电、轻纺、交通运输、打井供水、公共建筑等方面，如在水稻、蔬菜、甘蔗种植和制糖、茶叶、畜牧养殖、养鱼中心等方面帮助非洲国家。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是坦赞铁路，这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技术援建项目。坦赞铁路全长1860.5公里。1965年2月，坦桑尼亚尼雷尔总统提出希望中国帮助的请求，1967年9月双方签约，1970年7月双方签订合同。中方答应提供4亿多美元的无息贷款。工程从1970年10月开始，1976年7月完工，费时5年零8个月。中方的参与度极高，如1970年底，共有1.3万中国工程师在现场指导工作。这一工程也是中非经济合作的典范。

1982-1983年，赵紫阳总理访问非洲期间提出四条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80-90年代，中非经济合作领域不断扩展，包括合资、承包、劳务、管理等方面的合作。21世纪，中非经济合作围绕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战略方针，合作方式不断拓展。双方贸易额从2000年的105亿美元到2019年2090亿美元，2020年为1869亿美元。虽然因新冠疫情，双方贸易有所下降，但中国连续12年稳居非洲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因此次论坛将会有多位专家发言，我再这方面就不多展开了。外交部非洲司吴鹏司长指出：“我觉得讲好中国故事，也要讲好非洲故事。实际上，在我们国内对非洲也有比较大的误解，比如说我们中国在非洲只有撒钱了，好像只是单方面的援助，不是这样的。大家可以试想，我们在非洲近百万中国人，4000家成规模的企业，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他们怎么可能在那儿去工作呢？我没办法展开去讲这个道理，我们是非洲连续12年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一点应该充分认识。

目前情况比较特殊，对中非经济合作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非经贸合作下行压力加大，贸易、承包工程等合作出现不同程度下滑，这应该是正常状况。双方团结抗疫和数字经济成为合作新亮点。个人觉得，在中非经贸合作中，我们应警惕一个陷阱——“中国模式”，应防止一种倾向——盲目自大，应尽量发挥一个优势——华人网络。

中国是非洲重要的国际战略伙伴，可以通过联合国为非洲的发展利益发声；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合作者。中国为非洲经济发展可提供借鉴作用，也为非洲发展带来巨大红利。中国还是非洲的重要商品市场、重要投资国家。以此次中非经贸博览会为例，共有40多个非洲国家、近900家中非企业参展参会。非洲对中国的重要性也不容置疑。非洲国家是中国重要的国家战略伙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者。非洲也是中国重要的战略物质供应者和中国企业的重要投资地，还是中国重要的商品市场、重要的金融突破口和重要的产能合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