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山：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历史与现实

只有认识世界，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其文明的态度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容纳还是排斥，是学习借鉴还是歧视贬低？这实际上是检验任何一种文明的生命力的最好标准。中华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正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及其文明的精粹而集大成。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与教育机构对区域与国别研究表现出特有的兴趣。这与开放程度扩大、民众知识面扩展和好奇心增加相关，也与国家外交战略的制定直接关联。区域和国别研究（以下简称为“地区研究”）是指对某一国家或区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等相关领域的全方位、跨学科研究，牵涉到地区确定、资料收集、语言培训、综合研究及政策建议等内容，包括对掌握当地语言和实地调研的重视、强调研究与教学的有机结合、建立跨专业领域的学术团体、注重对象国（区域）历史与当代问题的关联、专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训练等。

  中国的地区研究具有厚重的历史传统。国人一直致力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了解以及资料收集。正史均记载关于边塞及中外交往的相关信息。自《史记》始，如《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可谓资料不菲。《史记》以列传方式记述了汉代中国周边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风土人情。《史记•大宛列传》以张骞通西域所得，描述了西部边疆至中亚地区诸国的地理位置、习俗与文化。“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有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廓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窴。”“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馀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这是早期的地区研究资料。二十四史皆然。在《汉书》的《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和《西域传》中，资料较《史记》更丰富。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半径日益加大，正史有关外部地区的资料不断补充完善。

  相关地区资料多为通过旅行记载及对外交往所得，从周边扩展至其他地区。东晋高僧法显（334-420年）在65岁高龄时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寻求戒律，游历30余国，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前后历时14年写成《佛国记》（又名《法显传》），成为研究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交流的重要史料。由唐代玄奘（602-664年）口述、辩机所编、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646年）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两百多个国家和城邦及诸多民族。杜环为《通典》作者杜佑之族子，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年（751年）在怛逻斯河（今译为“塔拉斯河”）战役兵败，被大食人所俘。宝应初（762年）经海路抵广州，著《经行记》：关于摩邻国，“在秋萨罗国西南，渡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陆行之所经，山胡则一种，法有数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寻寻法。其寻寻蒸报，于诸夷狄中最甚。当食不语。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段成式（803?-863年）的《酉阳杂俎》记载了拨拔力国的物产和风土人情以及其他国家如“孝亿国”、“仍建国”、“悉怛国”、“勿斯离国”、“甘棠”等。据考证，孝亿为今埃及南部，仍建为突尼斯，悉怛似指今日之苏丹，勿斯离为埃及，甘棠为非洲东海岸。

  宋代周去非（1134-1189年）在《岭外代答》（1178年）卷二的“海外诸蕃国”和卷三的“航海外夷”这两条中，将所知位于南方和西方的海洋分为几个海域，如“交趾海”、“南大洋海”、“东大洋海”、“细兰海”、“东大食海”、“西大食海”等。其中的“西大食海”地处最西面，所指即今地中海，其航线可通木兰皮国（今非洲西北部和西班牙南部一带）。卷三记载有“昆仑层期国”：“西南海上有昆仑层期国，连接大海岛。常有大鹏，飞蔽日移晷。有野骆驼，大鹏遇则吞之。或拾鹏翅，截其管，堪作水桶。又有骆驼鹤，身项长六七尺，有翼能飞，但不高耳。食杂物炎火，或烧赤熟钢铁与之食。及产大象牙、犀角。又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蕃奴。”赵汝适著《诸藩志》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东非的资料。“层拔国在胡茶辣国南海岛中，西接大山。其人民皆大食种落，遵大食教度，缠青番布，蹑红皮鞋。日食饭面烧饼、羊肉。乡村山林，多障岫层叠。地气暖无寒。产象牙、生金、龙涎、黄檀香。每岁胡茶辣国人及大食边海等处发船贩易，以白布、瓷器、赤铜、红吉贝为货。”【1】

  资料收集以亲身经历为要。与前人不同，元代汪大渊两次航海远游，游历南洋群岛和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及澳大利亚各地。他留下的笔记《岛夷志略》（1349年）记录了各地的山川、风土、物产、居民、饮食、衣服和贸易情况，不失为地区研究的新资料【2】。元代朱思本（1273-1333年）曾绘制一幅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非洲地图，画中已出现南部非洲，其中一端直指南方。可惜此地图已佚，只能在明代罗洪先增补的《广舆图》中见到。现存“大明混一图”（1389年）表明了当时国人的地理知识水平【3】。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扩大了中国与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国家的交往，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自此更有增扩。一些重要的中外交通著作出版，标志着中国地区研究的水平提高，如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费信对“竹步国”记载如次：“竹步国，其处与木骨都束山地连接。村居寥落，垒石为城，砌石为屋。风俗亦淳，男女拳发。男子围布，妇女出则以布兜头，不露身面。山地黄赤，数年不雨。草木不生。绞车深井，网鱼为业。地产狮子、金钱豹、驼蹄鸡，有六七尺高者，其足如驼蹄，龙涎香、乳香、金珀。货用土硃、段绢、金银、磁器、胡椒、米谷之属。酋长受赐感化，奉贡方物。”【4】文中除对竹步国的位置、民居、气候、生产、风俗、物产有所记载外，还提到当地的酋长因收到郑和船队所赐礼物，深受感化，奉贡物产，以结友好，记录颇为细腻。三人均随同郑和出使外国，其著作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描述更具史料价值。

  清代随着传教士日增和国门打开，对外交往加深。传教士的影响是双向的。传教士“把一个开明的中华帝国的形象带回欧洲”，从而构建了一个幅员辽阔又强大富庶的中华帝国的神话【5】。传教士既为中国带来了异域风俗和地理知识，也带来了偏见，总体上促进了民间与外界的交往，也触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外观念的转变【6】。林则徐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处理外务的过程中不仅力图保持天朝帝国的威严，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解外部世界的紧迫性。他在英人《世界地理大全》基础上编译的《四洲志》涵盖亚、欧、非和拉美四个洲的30多个国家。正是由于有了这此“开眼看世界”的人，国人对世界其他地区及其文化有了认知。正史也因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清史稿》中出现了“邦交志”，列举了清王朝与19个国家的邦交关系，即与俄罗斯、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德意志、日本、瑞典、那威（挪威）、丹墨（丹麦）、和兰（荷兰）、日斯巴尼亚（西班牙）、义大里（意大利）、奥斯马加（奥匈帝国）、秘鲁、巴西、葡萄牙、比利时、墨西哥、刚果自由邦的邦交关系。《清史稿·属国传》记录了中国与相邻属国的关系。这正是中国在新的国际关系中的应对之策。

  因应时势变化，民国时期的地区研究集中在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两个方面。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政治》，世界各国政治中以中国政治居多（9315种）；比较政治为1540种，外交和国际关系为1400种，两种共占总书目的20%【7】。比较政治的著述多从宏观角度着手，对政体、选举、宪法、政府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8】。国别政治研究集中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如樊德芳的《英国首相制与美国总统制之比较研究》（1934年）、钱端升的《法国的政府》（1933年）、萧文哲的《法西斯意大利的政治制度》（1935年）、黄子度的《现代德国政治》（1937年）、金长佑的《日本政府》（1937年）等。对苏联的研究包括胡庆育的《苏联政府与政治》（1935年）和林孟工的《现代苏联政治》（1937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内忙于经济恢复，加之处于西方势力封锁之下，中国地区研究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才开始。亚非研究所成立于1961年7月4日，并处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下【9】。1981年，它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亚非研究所拥有两份内部刊物，《亚非译丛》（始于1959年，主要是翻译亚洲和非洲的著述）和《亚非资料》（始于1963年，主要是关于亚非的资料）。这应该是中国系统的地区研究的开始。1963年12月30日，中国政府指定三所重点大学负责重点研究地区国别：复旦大学负责研究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大学负责研究社会主义阵营，北京大学因具有人文科学特别是多种东方语言的优势，专门负责亚非地区的研究。除了大学之外，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区研究机构也随之成立。

  “文革”的冲击使中国学术研究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重新恢复。由于长期与国外学术界隔绝，中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面临人才不足和不谙国际学术发展的困境。由于对学科定位知识缺乏了解，“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重建之后，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就提出过建立‘美国学’‘日本学’‘非洲学’等学科的主张”，这与英语的“studies”和“discipline”均译成“学”有关，如“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随着与国际学术界交往加深，学界逐渐认识到地区研究的学术特点，“从学术角度看，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领域，不可能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它需要综合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的许多知识。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地理学、环境学等等，均构成这一领域的学科基础。”【10】

  总之，中国从古代到当代，一直试图认识外部世界，关注相关国家的缘起由来、地理位置、文化语言、民族形成、经济发展、物产风俗、宗教信仰、政权更迭及对外交往等。中国地区国别研究可谓距离由近及远，内容由表及里，质量由浅入深，形式由录到研，作者由民到官。正是在这种从不知到略知、再到深入学习的过程中，中国逐渐认识其他国家及地区的情况。地区研究也逐渐发轫形成。

  中国的地区研究虽然希望跟上国际学术界的时代步伐，但在目的、视角和内容上与英美的地区研究不同。视角与目的关系密切。中国对世界上所有地区的文明一视同仁。费孝通先生说得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既认同本民族文化，也尊重其他民族文化。中国的地区研究不是为了对别国进行殖民或统治别国，也不是为了文化征服或同化其他民族，更不是为了在国际上称霸。“高校在发展区域国别研究时，需要综合考虑既有的学科体系、评价指标和政策框架等因素，进行相应的制度性创新。如何鼓励和支持中国本土的学者与学生从事这种更为耗时费力的外国研究,是高校发展区域和国别研究时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这不只是个资源投入的问题,也是如何建立更为符合国情的、科学、合理和公正的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11】概言之，地区研究应推动各学科间的交流和渗透，为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注释：

  [1] 赵汝适著、冯承钧校注：《诸藩志校注》，中华书局，1950年，第53-54页。

  [2] 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

  [3] 黄盛璋、钮仲勋、任金城、秦国经、胡邦波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54页。

  [4] 费信著、冯承均校注：《星槎胜览校注》（后集），中华书局，1954年，第20页。

  [5] 周宁：《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287、323-356页。

  [6] 初晓波：《从华夷到万国的先声——徐光启对外观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7] 毛维准：《民国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2期，第114页。

  [8] 陈刚：《民国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28-34页。

  [9] 张宏明：《中国的非洲研究70年述评》，《中国非洲学刊》， 2020年第1期，第126-142页。

  [10] 王缉思：《浅谈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基础》，2018年12月27日，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185.html。该文据王缉思2018年4月12日在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11] 昝涛：《发展区域和国别研究，离不开基础学科建设和顶层设计》，《光明日报》，2017年12月20日。